《发明国际秩序》
作者：[澳大利亚]格伦达·斯卢加
译者：刘燕玲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没有人着手发明一个国际秩序。即使是现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也不容易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主题。根据一些分析，国际秩序是“世界领导人为调和他们的利益共同设计而成的”；或者，它的出现“不是来自合作与协商，而是来自对权力约束和物质约束的粗略计算”。国际关系学者有时将国际秩序的来源界定为权威的政治组织，这迫使我们超越个体的动机，去思考政治本身的性质。谁拥有权威？他们如何获得权威？什么样的秩序使这种权威得以产生，或者由它产生？
一旦我们考虑到陷入时间之流——最后一次借用梅特涅的话，“漂浮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个体在行动和观念上的混乱，这些问题就充满了悖论和矛盾。1815年初，普鲁士外交官卡尔·瓦恩哈根给柏林的银行家小舅子写信说，维也纳会议是“旧形式、旧概念与对全新状况的理解之间的最奇怪的摩擦。强权的首脑们盲目地行动，单个国家的首脑们感到了困惑，谁也无法预料这一切将产生什么”。这一时期的一些悖论也是“首脑”们有意选择的结果，尤其他们对欧洲政治现代性的诠释，剥夺了女性作为政治行为者的权威和合法性。
展开剩余86%对于研究政治史中的性别问题的历史学家来说，政治的现代化与女性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同时发生，并不令人惊讶。历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在欧洲的语境中，“民主政治的话语实践……将个体性等同于阳刚之气”；因此，我们在阅读时应注意“悖论、矛盾和模糊之处所蕴含的未定性”。
在结语部分，我的目标是回顾现代国际秩序在发明之初的未定性：从其性别难题到其兼具帝国与国际、国际与民族、政治与资本主义、自由与保守的特点。虽然瓦恩哈根认为“欧洲的所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衡，但借助事后之明，对悖论进行读解，可以揭示出堆积在国家间政治的、看上去相反的野心的历史限度。读解悖论也是对这段国际历史的利害关系的提醒：天平如何向某些而不是其他声音和观点倾斜；国际政治的可能性如何开放和关闭；政治权威和等级制度如何得到实施，如何以某种方式排序。
《拿破仑》（2023）剧照。
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依据性别分开
在过去两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国际的历史学家将外交和国家间政治指定为政治家（statesmen）和（男性）国家行为者的天然领地—即使明显存在着包括女性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而且他们的声音也有记录可查，随时可以被听到。相比之下，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家更关注19世纪现代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性别界限，包括孕育民族国家认同和能动性的公共领域，如遍布欧洲各市镇的“餐饮社会”和咖啡馆社区，出入其中的都是男性。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也反映在国际历史上，即外交作为男性权威和社交的场所变得专业化和官僚化，以及与之交叉发生的，女性主导的沙龙作为混合着社交和政治谈判的权威场所走向衰退。这种趋势与人们认为女性过分受制于她们的感情，因此是不合法的政治主体这一观点相吻合——尽管像斯塔尔这样的女性很可能认为，女性能做到既理性又感性，这种能力是其优越性的基础。
揆诸个人生活和观念的层面，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明显的性别结构的转变跟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不一致的，也是不完整的。当我们探究这段历史的国际背景时，我们发现同性社交群体的情感本真性和男性的自我控制，同样印刻在民族国家和国际的叙事中。在新出现的这类很阳刚的现代政治家、外交官和公务员（以及最终，国际律师）中，贵族决斗仍然流行。
1809年，时任英国战争大臣的卡斯尔雷向时任外交大臣的乔治·坎宁提出决斗挑战，因为后者对他不敬。1813年，斯塔尔那倔强的儿子阿尔贝作为贝纳多特的副官参加了反法同盟的战役，在一场为名誉而战的决斗中被杀。次年，在确定现代会议的做法和目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威廉·冯·洪堡男爵，因为受到普鲁士战争大臣的蔑视，而与之决斗。1822年，斯塔尔曾经的伴侣邦雅曼·贡斯当与法国极端保王派议员福尔班·德·伊萨尔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决斗，以作为对政治分歧的解决。尽管贡斯当已经五十五岁了，而且健康状况不佳（到了几乎无法站立的地步），但这位哲学家还是选择了一种他从年轻时就一直依靠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决斗作为一种解决分歧和挽回“荣誉”的方式，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存在。它成为对国际法的目的和功能，以及被发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传统的首选男性隐喻。
在19世纪对后拿破仑欧洲的改造中，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依据性别分开，成为外交会议的默认前提，这与更古老、更模糊的大会的社交性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要改变一代人或者随后几代人的习惯是很难的。1817年，英国外交官弗雷德里克·兰姆在法兰克福写道，女性不开放自己的家，阻碍了谈判的进程，当时正在讨论德意志邦联的建立。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举行的巴黎会议上，法国政府一边展示现代官僚外交，一边重拾维也纳会议的古老社交方式。当外交官的培训和精英化的职业发展路径日益受到重视，大使夫人的角色被重塑为丈夫事业的助手。当然，个别女性在19世纪继续利用旧式沙龙作为软实力外交的一种方法。1850年代，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和情妇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都对法国的外交和外交政策以及意大利问题有强烈看法，并向她们的男人吹枕边风。
《拿破仑》（2023）剧照。
19世纪中期，旧式的做法与新的性别化的人道主义规范相重叠，这些规范可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传奇故事，呼应了“包扎类”政治作为一种可接受的女性参政形式；现在这种政治成为战场上以女性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嵌入科学和法律之中。与此同时，扩大的国际公共领域（虽然对女性的个人外交皱眉头），也给了女性空间，让她们在跨国基础上集体组织起来，对废奴、和平和战争等国际问题施加道德或人道主义影响，并代表她们在民族国家和帝国国家中的政治权利。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末，女性才有可能被任命为外交官，成为政治角色，并且更有可能领导外交事务部门—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政府，在其他大臣级或政治职位上仍然看不到她们的身影。考虑到女性参与外交和国家间政治的漫长欧洲历史，她们既在场，又缺席，且被抹杀，这种发展构成了自身的悖论逻辑。
将欧洲的权威投射到世界上
在缔造和平的第一个十年里，外交实践和政治期望的创新，以及慈善和基督教道德目标，一道将欧洲的权威投射到世界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欧洲不过是少数几个常常互别苗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项目。在这个缩小的圈子之外，还坐着一些原本在战时或战后立即扮演了角色的国家和帝国，如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或瑞士，以及一些更小的公国。由帝国组成的“四国委员会”以有限的政治形式为波兰和德意志的文化理念提供了合法性，有时是出于战略考量，有时则是为了回应请愿和舆论宣传的压力；而这些帝国/民族国家也通过单边和双边秘密安排，或补充或违背多边欧洲的承诺。
欧洲协调的道德议程同时是普遍主义和基督教的，于是也伴随着一系列悖论、模糊和豁免，以符合各帝国/国家利益以及重叠的宗教利益：先前被法国占领的领土上的犹太人的权利得到详细讨论，战胜国主权土地上的则不然；到1820年代，英国、俄国和奥地利转而要求保护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的权利，却忽视了本国主权土地上的宗教歧视。有时，这些欧洲政府会否认其疆域内的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享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或者对宗教少数群体，哪怕是同属基督教的少数群体征收沉重的税收，如法国对新教徒，英国对天主教徒。东正教俄国的农奴制不在多边废奴的议程上，也没有影响俄国的自由主义领袖地位。
《拿破仑》（2023）剧照。
大使级会议在部署上的不规则，反映出这些机构和欧洲协调的职权范围是有选择性的，而且选择的逻辑有些奇怪：革命威胁到欧洲内部的政治稳定时，召开；1830年法国吞并阿尔及利亚，导致一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和十万法国人死亡时，毫无动静。1845年，当法国外交大臣基佐和阿伯丁同意封锁阿根廷邦联时，门罗主义和“同盟机制”都未构成障碍。相反，两国政府可依仗已熟到张口就来的理据为幌子，又是自由贸易的普遍相关性，又是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法的要求。欧洲协调关注奥斯曼帝国怎么搞殖民，却无视基督徒绑架穆斯林的行径，对俄国长期以来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地区绑架当地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以换取动物皮毛一事，也是装聋作哑。倡导废除奴隶贸易的同时，某些欧洲成员国的奴隶贸易却在扩张，而欧洲协调的成员并未触及奴隶制实际是如何运作的。欧洲协调从未承认海地“黑人共和国”设定的基准—该国先于任何欧洲国家废奴—以至于它拒绝承认海地的外交地位，而这种地位本可使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参与欧洲人如今宣扬的自由贸易体系。事实上，信奉基督教的海地人被迫转向同教的梵蒂冈寻求帮助。作为天主教势力，梵蒂冈当然被排除在欧洲协调俱乐部之外，被迫寻求自己的外交安排，尽管同盟总是把基督教的兄弟情谊挂在嘴上。
这段历史同样指向欧洲协调新机制在欧洲之外的遗产，以及其普遍主义带选择性的内部限制。1825年，当法国要求海地人赔偿前奴隶主因解放奴隶而损失的收入，以换取外交承认，欧洲同盟没有发出任何公开的反对声，尽管废奴所具有的情感效价（valence）曾让它热闹过一阵。在谈论如何让国际政治新时代的制度具有延续性时，海地的赔款被遗忘了。1815年战胜国强加的赔款，给法国人狠狠上了一堂历史课，让他们变得愤世嫉俗。十年后，法国出于贪婪而高估了革命后的海地的财力，要求海地通过相当于年收入十倍的一揽子主权债务贷款，赔偿1.5亿法郎，且是用法国货币而非海地古德支付。在派海军包围海地后，法国迫使其政府满足还款计划，并从特别指定的法国银行家那里获得赔偿贷款。仅第二笔3000万法郎的分期赔款，就给银行家们带来了三十五倍于借贷本金的收益，并使法国政府和法国银行的金库在20世纪仍然充盈。成功竞得监督该贷款的权利的投标者，包括一个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雅克·拉菲特（一位自由派基督徒、圣西门的支持者）领导的法国财团，他们击败了与让—加布里埃尔·埃纳尔结盟的德莱塞尔，以及安德烈和科捷。
这种想法在19世纪早期并不罕见，即少数欧洲帝国政府的经济和政治野心正在不论好坏地强加给世界。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著名声明，称维罗纳会议制定的允许法国代表西班牙波旁王朝进行干预的欧洲规则，在北纬54度以南的西班牙殖民地不具合法性。他断言美国是“世界的未来”，提醒欧洲人（仿佛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的声音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利益社会中。同样，即使俄国的一道谕令单方面宣称阿拉斯加西北太平洋地区为俄国专属商业领土，美国也不会接受其具有约束力。美国对欧洲霸权的公开否认，是由其政府自身的帝国野心驱动的，并得到英国战略家的秘密支持。也有证据表明，这种否认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执行——门罗主义宣布仅两年后，法国海军就包围了加勒比海域的海地，未遭遇欧洲协调的反对，更不用说喜欢打嘴炮的美国了。这一新秩序的文明反响，也对欧洲的边界产生了影响。在新沙皇寻求脱离集体责任和安全的道路之前，俄国政体发现自己逐渐被有选择性地边缘化，远离新国际秩序的欧洲中心。在欧洲商业甚至文化网络中长期占据牢固位置的奥斯曼帝国，最终也沦为法律和经济上的“贱民”。
本文选自《发明国际秩序》，为该书的结语部分，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澳大利亚]格伦达·斯卢加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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